古代文献有关姜太公身世、里籍、年寿等记载，史料来源极其复杂，真伪难辨，疑点颇多。由于缺乏第一手原始材料的支持，不少晚出传说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相互矛盾与不合理之处，留存史料的模糊性从根本上制约着已有研究结论的“精确性”。近年来学术界对姜太公身世、里籍、年寿等问题的“精确性”认识和研究，日益暴露出的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单纯追求研究的“精确”性，往往适得其反，只能导致与历史事实距离更远。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古史研究的模糊性不影响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和部分历史真相的恢复，模糊性理论对于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关于姜太公及相关诸问题，学术界已作过不少全面细致的探讨，近30年来其中部分专题的研究概况，有的学者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总结^[1]，其中，姜太公的贡献与历史地位，姜太公的思想等问题，研究已颇为深入，并形成诸多学术共识，然由于先秦秦汉史料的相对贫乏及固有的复杂性，有关姜太公的身世、里籍及年寿诸问题，则迄今仍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甚至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在未获得足够的新材料之前，相关问题的辩论不仅不会终结，并且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本文仅就姜太公的身世、里籍及年寿诸问题，略陈管见，以期求于学术界的同仁与方家。

一、《史记·齐太公世家》姜太公身世、里籍记载的真伪问题

《史记·齐太公世家》开篇即言及太公身世及里籍问题：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彲，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

以上一段文字，关于姜太公的出身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显然，迄司马迁所处汉武帝时期，姜太公的身世和里籍问题，人们已经说不大清楚了。
司马迁著述《史记》，所参考的先秦、秦汉文献颇为丰富。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司马迁著述《史记》，相对于先秦时期，由于时代较近，资料相对丰富，有关秦汉时期的记载较为详细，然而，司马迁记述姜太公的身世和里籍，虽然文字简略，分歧甚大，但其亦应该有一些较为可靠的文献依据，并非全是道听途说，向壁虚构。

早在1929年，杨筠如先生即屡屡指出，“他（按：指司马迁）说姜姓的来源，便是本的《国语》和《左传》”，“他说太公出身的第一说是钓徒。这大概本的是《荀子》和《吕览》”，“第二说是游说之士。这也战国时的说法，全本于战国的背影，大概由《孟子》‘太公辟纣’和《吕览》‘欲定一世而无主’的话增衍而来”，“第三说是处士。本于《孟子》”^[2]。正因为此，杨氏以为，以上一段文字“可谓集伪史之大成”，“太公的出身决不如《史记》所说”^[2]。总体而论，杨氏对《史记·齐太公世家》有关姜太公身世、里籍记载史料来源的分析，大体不误，其对《齐太公世家》所记姜太公身世真实性的怀疑，也颇有一定的道理。

事实上，早在清代，梁玉绳就已经注意到《齐太公世家》有关姜太公身世记载中的诸多可疑之点。如其在“以渔钓奸周西伯”一语下，梁氏议论到：

太公就养西归，天下仰为大老，何云奸也？猎渭载归之说，余犹疑之，此皆战国好事者伪造，不足依信。《吕览·首时篇》谓太公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言尚近理，太公应久见知，何烦观乎？盖太公未遇时，若渔钓，若屠牛，若卖食，或曾为之，总非归西伯时事。诸子纷驰，千言成实，甚且衍为鱼腹得书之异，其妄与《搜神记》海神托梦同。^[3]P846-847

在“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一语下，梁氏再次议论到：

周初无游说之风，而太公又岂游说之士？明是战国好事者为之。……太公避纣海滨，安得入殷之事，必因伊尹而影撰也。^[3]P848

在“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西伯得以出，反国”一段文字下，梁氏继续议论说：

依此说，则是太公非身遇文王，而闳、散为之介绍也，岂其然乎？況囚羑里之时，太公犹未归周也，此本《尚书大传》之谬说而增损之。美女奇物之献尤妄。^[3]P849

除上举三条质疑外，在《史记·殷本纪》“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及“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等语句下，梁氏有类似的议论：“史公说文王出羑里及专征二事，《殷》、《周纪》及《齐世家》所载虽有详略，而大概相同，盖本伏生《大传》而增损之，然皆战国好事者意构之词，非其事之实也” ^[3]P65。

值得注意的，除《史记·齐太公世家》有姜太公为渭水之钓徒、游说之士及隐居海滨的处士三种不同的说法外，姜太公的身世还有很多种。《战国策·秦策五》记载姚贾讲给秦王之语：“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文王用之而王。”《楚辞·离骚》说：“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天问》也说：“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由此看来，较之《齐太公世家》，《战国策》、《楚辞》所记姜太公的身世，更为纷繁复杂。除梁玉绳外，崔述亦对《齐太公世家》等古代文献所记姜太公出身也颇感困惑，他在《丰镐考信录》中亦屡屡论及：

《史记·齐世家》云，吕尚穷困年老，以渔钓干西伯，西伯将出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载与俱归，立为师。余按：战国时人以割烹要汤诬伊尹，以食牛干秦诬百里奚，孟子皆尝辨之。太公伊尹俦也，其不以渔钓干文王明甚。然即所谓文王田渭滨与语而载与俱归者，亦恐未必然也。《书》曰：“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传》曰：“文王之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太公既归于周，见太公者必争为荐之。文王必早知之，不必待田猎而后遇之也。后世大臣多固宠而不肯下贤，是以英主往往求士于邂逅之中。好事者遂以之度太公而以为亦然耳。《世家》又云，或曰，太公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或曰，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招吕尚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纣以赎西伯，而《索隐》引谯周言，亦谓太公屠牛于朝歌，卖饭于孟津，余按：《孟子》云，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则是太公不仕纣也。太公方辟纣之不暇，而宁肯自投于朝歌、孟津，纣之国中哉？观《孟子》之言，太公之事盖与伊尹相类，躬耕自给，安贫乐道，而无求于外者，必无游说诸侯，屠牛卖饭，求美女奇物以自污辱之事也，故今但载《孟子》之语，而《史记》及诸家之言皆不录焉。^[4]P252-253

此外，姜太公的里籍，同样是各种文献，众说纷纭，纷争不止。梁玉绳也曾发表过有价值的见解，在“东海上人”下，梁氏讲到：

《吕氏春秋·当染》、《首时》注，《淮南·氾论》注，《水经注》九并言太公是河内人，此云东海，《路史》注谓因《孟子》失之，盖误以避居为其乡也。刘向《列仙传》曰冀州人，《吕氏·首时》曰“东夷之士”。高诱云，河内与丰镐为东。^[3]P846

梁氏并不赞同《齐太公世家》以姜太公为“东海上人”的说法，并用“误以避居为其乡也”进行阐发，显然并没有从根本上疏通古代文献有关姜太公里籍记载上的分歧与矛盾，因而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姜太公里籍问题，不仅难以形成共识，相反却分歧越来越大。

如吕思勉先生力“证”姜太公为西方人：

《礼记·檀弓》：“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此太公为西方人之诚证。东海上人，盖因其封东方而附会。其遗事或在朝歌，则因太公为文武师，《史记》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鹰扬之绩，著在商郊故也。传食诸侯，古无是事，谓其游说无所遇，而卒归周，乃战国时人亿度之说。后稷生于姜嫄，太王妃曰太姜，武王妃曰邑姜，当时姜姓在西方者实多，正不独申吕也。^[5]P154-155

       而王献唐先生则以为，姜太公是山东土著的姜姓：

《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是“东海上人”，《吕氏春秋》也说是“东夷之士”，可见太公的原籍为山东。《路史·国名纪》因说：“而太公乃出东吕，吕，莒也。”不管以后日照、莒县和河南汲县的人们，根据这些材料及《博物志》、《水经志》、《寰宇志》诸书，纷纷来拉太公作同乡，而太公是山东土著的姜姓，是无可疑的。^[6]P164

如果说吕、王二氏分别以姜太公为西方人或山东土著的姜姓的论点，虽然仍多有商榷之处，但大体上仍可自为一说，然随着近年来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加上地域观念的影响，姜太公里籍研究中的山东日照说^[7]、山东吕国说^[8]、河南汲县（卫辉）说^[9]、安徽临泉说^[10]、山西霍县说^[11]等，各执一端，相持不下，并且不断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可以预见的，在缺乏有足够说服力的一手原始材料的情况下，以上各家对姜太公里籍的“精确性”论证，不仅不可能恢复商周之际的历史真相，反而会不断给古史研究造成一系列新的混乱。

总之，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史记·齐太公世家》有关姜太公身世和里籍等记载，史料来源极其复杂，真伪难辨，疑点颇多。但总的来看，司马迁著述《史记·齐太公世家》，对于战国以来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种种传说，还是进行了“合理”的取舍和选择，尽可能为后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和重要的乃至自相矛盾的线索，供后人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因此，不加分析地盲目信从《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载，显然并不妥当。

二、姜太公行年年岁及卒年的两重疑问

解决姜太公的年寿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订“清楚”姜太公生卒年代。然而，迄今为止，有助于该问题解决的若干条有价值的史料，几乎皆为战国秦汉时期乃至更晚的传说，由于缺乏第一手原始材料的支持，不少晚出传说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相互矛盾与不合理之处，留存史料的模糊性则从根本上制约着已有研究结论的“精确性”。

较早对晚出材料真实性表示怀疑的仍是梁玉绳，他在《史记志疑》中讲到：

或问孔仲达《文王诗序疏》谓文王之得太公，无经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群言不同，莫能齐一。司马迁驰骋古今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今未能正之，则子以为被囚时未得太公，奚据？曰，以《孟子》知之。《孟子》称太公之言曰：“西伯善养老”，明是归周在文王为西伯后，故《刘敬传》言吕望来归在断狱后也。而仲达引雒师谋言，太公遇文王于伐崇之年，《前编》言“纣十五祀西伯得吕尚”较《史记》、《大传》、《纪年》诸书为长。或又问世传太公八十遇文王，确否？曰此本于《孔丛子·记问篇》及《列女传》齐管妾婧语，未敢为信。太公之遇文王，有云七十者，《说苑·尊贤篇》“年七十而相周”。《后书·文苑·高彪传》“吕尚七十，气冠三军”。有云七十二者，《荀子·君道篇》：“太公行年七十有二，文王举而用之”。《韩诗外传》四“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汉书·东方朔传》“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迺设用于文武”。桓谭《新论》“太公年七十余岁乃升为师”。有云九十者，《楚辞·九辨》“太公九十乃显荣兮”。《韩诗外传》七、《说苑·杂言》、高诱《淮南·说林》注并言九十为天子师。其将何从？又问《竹书》谓太公薨于康王六年，《尚书疏》谓成王时，齐太公薨，周公代为太师，未知孰是？曰《书·顾命》称“齐侯吕伋”，则太公非卒于康王时矣^[3]P849。

综上可知，古代文献所记文王遇太公时，太公的年龄分别有七十、七十二乃至九十岁等种种不同说法，而《太公吕望表》、《金石萃编》卷二十五引《纪年》“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的一条孤证不仅没有获得更为坚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的支持，反而由于《尚书·顾命》中未提到太公却出现“齐侯吕伋”而长期受到学术界质疑。显然，姜太公卒年，迄今为止仍是难以说得清楚的一桩学术疑案。

近人蒋志范相信《荀子》“太公行年七十有二，文王举而用之”的传说，却怀疑《竹书纪年》“康王六年，齐太公薨”之记载：

孙卿生于周季，韩太傅系汉初硕儒，方朔亦先汉多闻之士，距太公时代未远，言必确而可信。且覈诸《尚书大传》称老，与《礼经》“七十曰老”之文，亦合，固无容疑七十二岁之诬也。惟若参据《竹书纪年》，自此至康王六年，复加六十六年，则太公之寿，当为百三十有八矣，窃以为其间必有所误。误不在《尚书大传》，及《荀子》《韩诗外传》诸书，而在《竹书纪年》。以《纪年》云“康王六年，齐太公薨”。而据周书，成王将崩，召公等顾命立康王时，已称齐侯吕伋。《史记·齐世家》云“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立”，云卒后百年而子始立，其说殊可疑，然必太公已卒。吕伋始立为齐侯，自是定论也。审是则太公之卒，必在成王未崩之前，乌得云康王六年。且《竹书》编殷纣及周王之年，亦紊乱而不可凭也。^[12]

蒋氏综合《礼记》、《尚书》等经传资料进行如下推算：

今据《礼记·文王世子》正义，引《殷传》〔即《尚书大传文》〕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献宝而释文王，文王出则克耆，六年伐崇，则称王。献宝之岁为太公始遇文王，其年七十有二。又《诗疏》《礼记疏》《左传疏》并引《传》曰：“文王受命，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时，太公年当七十有四。《金縢》言武王既克商二年，有疾弗愈，下又云武王既丧。《诗豳谱》疏引郑君《金縢》注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终，终时武王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为七年。后六年伐纣，后二年有疾，疾瘳后二年崩，崩时年九十三。”据此知武王崩距文王崩十年，是时太公年八十四也。《周书·王会篇》：成周之会，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按王会当在周公居摄六年。《诗·蓼萧序》孔《疏》引越裳来朝事，以为此诗之作，当在周公摄政之六年，其事犹约略可考。是时太公尚在，其年盖已九十矣，循是以往，太公之名不复著，必于成王之世殇也。《礼·檀弓》：太公封于营邱，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郑君注：齐太公受封，留为太师，死葬于周。其以太师终，必在成王之世，计寿不过百岁也。^[12]

蒋氏对太公年寿的“考证”，建立在对《荀子》、《韩诗外传》、《汉书·东方朔传》“太公行年七十二而文王用之”等记载“言必确而可信”的基础之上，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言必确而可信”本身就存在诸多难以疏通的矛盾，因此，其对姜太公“寿不过百岁”的推测，自然就很难“确而可信”了。

和蒋氏类似，姜亮夫先生同样怀疑《竹书纪年》“康王六年，齐太公薨”之记载：

《竹书》载康王六年，齐太公薨，按此说亦至不可信。纣三十一年，文王得吕尚……，至是凡六十六年。若得望年已七十以上，则此时当得年百四十至百六十岁，恐无此理。则疑康王六年或当是成王六年之误。^[13]P128

姜氏将太公入仕与显荣年岁区分为二，以为“诸说虽有七十、八十、九十之差，而其事必非虚委”^[13]P126，“太公暮年乃显荣，……似可成立”^[13]P127。显然，和蒋氏类似，姜氏也是在确信战国、秦汉以来姜太公行年的各种传说“言必确而可信”的基础之上立论，由于各种传说本身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其只好用“必非虚委”、“似可成立”之类极具推测性质的词汇对姜太公的年寿作笼统的表述。

以后，顾颉刚先生亦对古代文献中有关太公望年寿的记载，亦发表独到的见解：

昔太公望者皆谓其垂老辅周，故孟子谓为“天下之大老”，闻西伯善养老而归之。《荀子·君道》言：“文王……倜然乃举太公于州而用之；……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yun）然而齿堕矣。”《史记·齐世家》亦曰：“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鱼钓干于周西伯。”予意此皆战国时齐游士之妄谈也。^[14]P141

为证明诸子书及《齐世家》称姜太公为“天下之大老”，“行年七十有二”，“年老矣”皆“战国时齐有士之妄谈”，顾氏从古代文献记载中寻找出以下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证据：

《诗·大明》曰：“殷商之士，其会如林。……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极写牧野一战声势之浩大与太公搏击之迅勇，说为齫然齿堕之人实觉不似。且苟如荀说，其时文王早崩，太公之衰态当益甚，岂特齿堕而已。《左传》召陵之役，管仲告楚使曰：“昔日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此太公受封于齐之命辞及其封域四至也，而召康公实主之。即此一点，可知太公受封时已晚，必在周公返政之后，故不曰周文公而曰召康公。《书·顾命》记成王临崩，召太保奭受顾命，知召康公行辈较后，故其早年与周公共事，其后终事成王，晚年又克相康王。《顾命》又曰：“太保命……吕伋……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则是时为齐侯者乃太公之子伋。而晋《太公吕望墓表》曰：“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其说据《竹书纪年》。此说而信，是康王立时太公犹在，何以齐侯乃为吕伋？或年老内禅乎？果如孟、荀之言，太公遇文王时已七十余，则至牧野之战已九十，至康王六年已百四十，岂其然乎！兹假定当克商时渠年三十，则至康王六年为七十九，自为极可能之事也。^[14]P141-142

通读顾氏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其对诸子书和《齐太公世家》有关姜太公为“天下之大老”，“行年七十有二”，“年老矣”记载的质疑与批判，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惟其以“年老内禅”的假设来疏通《竹书纪年》“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与《尚书·顾命》中未提到太公却出现“齐侯吕伋”在年代上的矛盾，显然迄今仍缺乏可靠的证据支持，而其关于克商时姜太公“年三十”及康王六年姜太公“年为七十九”的假定，显然也只是一种缺乏强有力证据支持的臆测，自然这一推论，并不具有学术考证价值。

值得注意的，近年来有的学者发表《姜太公年寿新考》，试图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得出姜太公生于公元前1138年，卒于公元前1036年，太公年岁为102岁^[15]的“新论”。通读《新考》，不难发现，《新考》的作者对疑窦丛生、破绽百出的后起传说采取的基本上是信的态度，如其确信太公与文王相遇的年龄为72岁，“毋庸置疑”；又如其相信文王卒年为97岁，并据此推得文王生年为前1145年等等。其次，其用仅仅可以作为一家之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年代数“统一”学术界的分歧，从而将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一下子彻底“简单化”。例如作者指出，“殷商帝辛在位年限……《断代工程》说纣在位30年，本文采30年说”。如此一来，《新考》的观点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但毫无疑问，和近代以来学者的研究相比，《新考》同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悬殊愈发遥远。

三、由姜太公身世、里籍、年寿研究论及古史研究的模糊性

综上可知，从清代以来，学术界对姜太公身世、里籍、年寿的认识和研究日渐呈现出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趋势，然和清代、民国时期学者的研究相比，目前的一系列“精确”研究所暴露出的问题则日趋明显。

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理论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不断产生深刻的影响，并总体上改变着中国传统史学的面貌。从以“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16]P242学术目标的建立到现代意义的计量史学获得长足发展，均反映出在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型过程中，史学家对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严密的科学逻辑不断予以高度重视，追求史学研究的“精确性”正逐步成为一种全新的学术态势。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对姜太公身世、里籍、年寿等问题的“精确性”认识和研究，日益暴露出的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则不断促使学者同样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古史研究“模糊性”的理论思考。

模糊性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建立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学科，尤其在数学和逻辑学等学科领域取得卓越的成效。关于模糊性与精确性之间辩证关系，学术界大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模糊性是绝对的、普遍的，而精确性则是相对的，是模糊性的特例和体现；模糊性和精确性互为条件，彼此渗透，既不存在纯模糊的认识，也不存在纯精确的认识；模糊性和精确性在一定条件下彼此转化；模糊思维方式可以达到精确思维的效果。有的学者更将以上关系表述为“精确是十分重要的，但有其局限，甚至是本质上的局限”^[17]前言，“精确性的另一半是模糊” ^[17]前言。模糊性理论对目前的中国古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认知的启发意义。

中国历史明确纪年始于公元前841年之共和元年。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时明确讲道：“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显然，司马迁对于各种先秦古书所记传说中的黄帝以来，共和元年前的年代数，从总体上是保持怀疑态度的。除文献所记姜太公行年及卒年的记载，疑点重重，问题多多外，这里还可以举出更多类似的例证：

如顾颉刚、刘起釪先生批判汉代经师们据《尚书·尧典》“二十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一语“推定尧的立位年、让位年以及终年百一十六岁、百一十七岁等等之说，皆妄说。《史记》采汉代经师说，亦不足据”^[18]P187。同样在以往，汉代经师们确信《尧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所记舜的年岁“是真实的”^[18]P336，以后学者又据《史记》、《大戴记》的不同文字记载，今文、古文、伪古文经师及术数家的不同解说，形成舜的年岁有一百岁、一百一十岁、一百二十岁三种不同的说法。顾颉刚、刘起釪先生批判说，“这种种分歧争议，如‘瞎子断匾’，本为虚无缥缈的东西，各作出的种种解说都是无稽之谈，不用去区分其孰是孰非”^[18]P339。显然，汉代以来经学家对尧、舜年岁的“推定”和上举当下学术界对姜太公年寿的“考订”性质一样，均可视为缺乏科学根据的的臆测之辞。

又如，《孟子·滕文公上》说大禹治水，“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史记·夏本纪》则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梁玉绳早已注意到：“此（指《夏本纪》）及《河渠书》、《汉书·沟洫志》皆言禹在外十三年，与《孟子》言八年异”^[3]P28，与此同时，梁氏也在怀疑：“《史》、《汉》皆谓出《夏书》，而《夏书》无此文，何欤？”^[3]P28既然如此，一定要将口耳相传，来源各异的传闻考证清楚，显然注定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

综上可见，古史材料极度贫乏及固有的复杂性决定了古史研究必然是模糊的，单纯追求研究的“精确”性，往往适得其反，只能导致与历史事实距离更远。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古史研究的模糊性不影响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和部分历史真相的恢复，模糊性理论对于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诸如有关周武王的年寿及周成王继位时的年岁问题，古代文献并没有留下绝对精确可靠的记载，但《史记·周本纪》、《逸周书·度邑》屡屡言及：“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以上表明，克商后武王的年岁应不到六十岁。“自发未生”，“发之未生”到周武王出生占去多少年，史籍无明确记载。但古代文献均言及，武王克商后不久就去世了。如《尚书·金縢》说：“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逸周书·作雒》亦说：“武王克殷，……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1]综合以上记载可以推知，武王的年寿不会超过六十岁。正因为此，学者屡屡对《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及《尚书大传》、《史记·蒙恬列传》、《淮南子·要略》等均称武王崩，“成王幼在襁褓”记载之谬予以反驳。

如崔述反驳说：“则是武王年八十余而始生成王，六十余而始娶邑姜也，此岂近于情理哉！……乃作《记》者言文王则云‘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说见《武王上篇》）；言武王则八十余而始生成王之嫡长子。王季为文王婚何其太早，文王之为武王婚何其太迟乎？由是言之，凡《记》所载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4]P201王玉哲先生亦有类似的论述：“以九十三岁之父尚有幼在襁褓之子，揆之情理，必非事实。盖武王享寿若干，古书已无可考。但‘九十三’说决不可信。”^[19]P513综合以上分析则，则可约略获知，武王克商不久就去世了，《史记·周本纪》、《礼记·文王世子》等古代文献说，武王去世后，“成王少”、“成王幼”，则大同小异，自应可信。目前，学术界已普遍赞同，“成王少”、“成王幼”则正是武王去世后引发周室贵族权利斗争的重要诱因之一，至于武王年寿和成王继位时究竟多少年岁，囿于材料的匮乏，可能还会在日后相当长时期颇为模糊，但这一模糊并不影响对西周初年相关历史事件起因、影响等要素的分析与概括。

还要强调的，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与古史研究的益趋深入，某些原本扑朔迷离、模糊不清的问题可能会渐趋明晰，古史研究自然会呈现出从模糊向精确转变的态势。诸如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发现以前，《战国策》及《史记·张仪列传》、《苏秦列传》所记张仪和苏秦史事的真实性问题，就长期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如徐中舒先生屡屡指出：“《史记·苏秦传》、《张仪传》及《战国策》所载苏秦、张仪合纵连横游说列国之君则全非事实”^[20]，“苏秦年代错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21]。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发现，使得杨宽、徐中舒等学者所推断苏秦的时代，在张仪之后的问题“已经得到证实”^[22]P129-130。与此同时，帛书资料的发现，也为杨宽、徐中舒关于“苏秦的主要活动是在齐湣王统治齐国时期，他和孟尝君田文、奉阳君李兑、穰侯魏冉、韩珉、周最等人同时参加合纵连横的活动”的看法找到了“有力证据”^[23]P165。综上可见，古史的模糊性研究和精确性研究并非界划分明，永远处在不变的凝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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